杨德昌情感 青梅竹马杨德昌

外语学咖

杨德昌情感

在侯孝贤的《悲情城市》以一己之力达到黄牛票价8000一张的惊人成就之时,台湾电影新浪潮谁是第一人的争吵经久不休。电影史和所有的观众都不会遗忘杨德昌,这位天妒的英才。

在杨德昌逝世16周年之际,台北为纪念杨德昌导演举办了“杨德昌回顾展”。从2023年7月22日至10月22日,持续展映三个月,回顾展命名为「一一重构:杨德昌」( & : )。而我们同样需要重访其创作及风格,为这个现代化不断高涨又几近于心灵废墟的大都会时代,给予新的体悟。

杨德昌情感

反刍现实

台湾新浪潮的代表作品《光阴的故事》首度启用“留洋派”,让杨德昌为台湾新电影带来了清新的语法和思考性的结构,但这个时候,预想中的西化生态并未出现。

杨德昌的反叛在于他拥有自洽的逻辑体系,对于任何观念的态度都是一窥真貌,而不是被灌输着全盘认同,甚至他反对媒介,在都市风潮下大行其道的媒介产业于他而言是一种思想控制。这种反对别人告知的态度被放在他的电影里,凝滞的叙事,形成隧道般的走向。

如同吴念真所说:

“他是站在外国人的角度来看”

“他的生活和我们的不同”。

杨德昌自小积累的中产阶级的困顿(父亲是中央印刷厂长)于美国旅学,正与他三十岁回到台湾时新兴的阶级作风不谋而合,以致他作为“经历者”可以跳脱出这种困境,实现一种全知视角。

杨德昌情感

杨德昌生活照

然而在这种经济状况下,他也是精神和文化状态的“参与者”,始终逃不出人际情感的困惑,逃不出“人的关注”的永恒话题。

他首先选择回溯,在青春的六十年代寻找原因,进而产生了儒者困惑——对旧儒教或东方惯常价值观在当代的适用性提出质疑,仁义和利益在富裕的扭曲之下不再诚恳。他似乎通过六十年代的悲悯眼光提前看到了世界的某种结局,释放了一种更普遍的绝望。

其次他映射自己对人际的不信任,用介入等同伤害的特殊关系,阐述他的社会意识。在所有影片中,人际平衡的打破必定带来分裂、杀戮、然后承受长久的残酷与折磨。

这在《独立时代》中尤其明显,典型取样后,对立的人物,第三人的出现,问题的无序,章回体隔断的说教,他将其咀嚼之后反刍,完成以个人为坐标的社会体察。

杨德昌情感

杨德昌情感

杨德昌为《独立时代》构建的人物漫画形象

人物单面化和对立化明显

现实复原

1 叙事

我们在《海滩的一天》中初初窥到庞杂的多线性叙事,带来了复杂的社会图景。这使影片不像“编写故事”,而是展现并存混杂的价值体系,时代变迁厚重而模糊地立在后侧。

在角色设置上,杨德昌首先在女性角色上投注感情。

《指望》中的母女三人,在互不关注的生存状态下,子代呈现出不同的觉醒和生长;《海滩的一天》完成现代女性论述;“和这个世界一样”的小明、生死比照的青梅阿贞。

其次他会运用角色进行导演介入,《一一》中的洋洋、《独立时代》中的作家等等,形成了作者的自我性冲突,具现自身的观察、质疑与思辨。

杨德昌情感

林佳莉个人经历与社会变迁的对照

2 视觉

杨德昌的作品脱不开“台北”这个场域,他所有的影片都在建构都市的空间,以及专属都市秩序的割裂,疏离等,台北在“后传统的秩序”中逐渐崩塌,。

这个范畴首先包括城市的整体规划。室外的台北是一个没有独立美学,拼贴、灰暗、冗乱的城市——延伸感的排布,阻塞的行车。摄像机架在远处,外景里的人被置于都市限制,如车内或两堵墙之间。

其次杨德昌活用窗户、墙壁分割处理画面,在段落镜头中为人物的动向、关系,整个段落走向提供脉。以《恐怖分子》为典型,电影中反复出现的正方形或三角形分割画面,试图通过其构架提供给观众另一个观察世界的视角。

杨德昌情感

门框里的人

杨德昌情感

隔离的空间

同时,他在明暗之间达成断裂,经常通过有限光源透露信息。大部分暗淡的光线中,人的行动和情感更被细致勾勒。

《青梅竹马》中,画面被一盏屋顶灯漏出的光线平行地分割为两半,灯的意象也经常出现。小四手中洞穿整个画面的手电筒、217不时停电的屋内、摄影师不知白天黑夜的暗房......黑暗暗含的可能,也让整个画面意义开始延伸。

杨德昌情感

玻璃反射构成的同一

而当杨德昌将一切分隔撇去,呈现出口时,我们只能看到残酷世界的全貌,走向崩溃。如《牯》中,小四走出一个个门框,在旷阔的书摊环境中,遮挡消失,他却用自己的身体,遮挡住了捅向小明的手。

历史、传承

1 青春的瞭望塔

吴念真说:“杨德昌电影的核心主题就是:时代变革中,人在其中的生存到底合不合适。”

杨德昌认为当前社会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六十年代找到答案。寻求答案的方向首先在于殖民和文化混淆记忆的交杂——国语、山东腔、台语,西化的语法和笑话;异域文化入侵,充斥英文的派对,外国人聚集的公寓,美国PUB文化,摇滚乐等等,铺陈出了历史铸造的价值边缘,身份模糊的台北。

在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中尤为明显,片中呈现了涵盖冗杂的外省籍文化,消退的日本,到达的美国价值观,且全然混淆的历史过渡期。

杨德昌情感

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

他在那个年少的,化冻沼泽般的时期,搭建了一个青春的瞭望塔,将个体投注在电影中,并体现出极强的历史关照性。

2 对新一代的寄求

杨德昌这样描述他1996年的影片《麻将》:

“反映了台北近十几年,

供后人参考1995年的文明”。

他跟随台北发展的脉络,一直试图厘清代际的关系。我们可以在《青梅竹马》中看到对于新一代的突出描写,肢体语言为重,形成团体,如印第安人般进行原始呐喊的仪式。

这种消极的传承在《麻将》的下一部影片《一一》中转变了。

杨德昌情感

《一一》中的洋洋

情感的困惑,都市的隔离依旧存在,而人的矛盾开始有一些微妙的温情溶解,婷婷似乎是《指望》中小芬的演进,没有迷惘地走进长巷,而是从经历中实现了自我回答,洋洋更是作为导演的代言人,看到了世界的背面。

  • 作者|固力果
  • 编辑|切青
  • 责编|Bingo